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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嵌合抗原受体)是近几年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CGT)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其核心思路是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让免疫细胞能够识别特定靶抗原,从而精准地识别并清除目标细胞。
不同于天然T细胞受体,CAR不依赖MHC分子,可直接识别细胞表面抗原。这意味着,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抗原结合分子,理论上就能开发对应的CAR疗法,这大大扩宽了CAR技术的应用空间。从最初的CAR-T,到CAR-NK、CAR-M,CAR平台不断拓展,已成为免疫治疗领域最活跃的创新方向。
CAR的基本结构与作用机制
一个典型的CAR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负责识别靶抗原的胞外抗原识别域(通常用scFv),提供空间柔性的铰链区,将CAR固定于细胞膜上的跨膜结构域和负责激活细胞功能的胞内信号域。

▲ 嵌合抗原受体(CAR)指导免疫细胞重新识别、结合并消除表达特定靶抗原的细胞
当CAR与靶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后,细胞内信号会迅速激活,免疫细胞就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裂解靶细胞,直接杀伤目标细胞,同时分泌多种细胞因子,驱动自身持续增殖,最终促使肿瘤细胞凋亡。
早期的第一代CAR仅搭载单一个CD3ζ信号域,细胞活化能力弱,体内存续时间短,临床效果并不理想。后续的第二代、第三代CAR整合了CD28、4-1BB等共刺激信号域,同时解决了活化强度和持久性的问题,这才让CAR技术在临床领域迅速发展,这也是目前临床上最主流的设计。
CAR-T细胞疗法的临床现状与挑战
CAR-T细胞疗法是目前应用最成熟、产业化程度最高的CAR技术。
疗法的大致流程是这样:从患者自身或健康供体分离出T细胞,通过病毒载体或其他递送平台导入CAR基因,在体外进行扩增,最后回输到患者体内。这些CAR-T细胞进入体内后,能持续识别并杀伤表达特定抗原的肿瘤细胞,还会进一步扩增,从而维持较长时间的治疗效果。
目前CAR-T已经在多种血液肿瘤治疗中展现出不错的效果,已经有多款产品已经获批上市,
不过诸多短板也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安全性是最首要的问题,包括聚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神经毒性问题;另外抗原逃逸以及复杂的个体化生产流程也限制了CAR-T的大规模应用。在实体瘤治疗中中,肿瘤微环境抑制、浸润能力不足等问题,也让CAR-T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型CAR技术平台
为突破这些局限,研究者开始把CAR的思路应到更多免疫细胞中。
CAR-NK是这几年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自然杀伤细胞(NK)是人体天然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具有识别和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在导入CAR后,它既保留了广谱杀伤力,又获得了针对特定靶点的精准识别能力。
相比CAR-T,CAR-NK最大的优势不在于疗效,而是安全性和可制造性。NK细胞几乎不会引发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概率也显著更低,具有更高的安全窗口。
更重要的一点是,CAR-NK能够利用健康供体细胞进行规模化生产,有望在未来实现标准化和“即用型”(off-the-shelf)生产,不需要为每位患者单独定制,特别适合急需治疗的患者。
另一条重要路线是CAR-M(CAR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本身就是肿瘤微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参与吞噬病原体和异常细胞,还负责抗原呈递、炎症调控以及组织修复等多种生物学过程。
相较于以直接杀伤为主的CAR-T和CAR-NK,CAR-M更强调重塑肿瘤局部免疫环境,因此在实体瘤治疗中展现出独特潜力。已有早期研究显示,CAR-M不仅具有较好的安全性,还能够有效浸润实体瘤组织,改善免疫抑制微环境,并进一步激活机体内源性免疫反应。
CAR载体选择策略
无论是CAR-T、CAR-NK还是CAR-M,最终都需要把CAR基因导入目标细胞。递送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CAR的表达时效、安全性、工艺复杂度及临床适应症范围,是药物开发早期的一个关键决策。
病毒载体是目前长期稳定表达CAR的主流方案,这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慢病毒载体。慢病毒可以将CAR基因稳定整合至宿主基因组,实现长效持续表达,已经成为多数CAR-T产品的首选递送方式。
近几年In Vivo CAR概念兴起,让慢病毒再次迎来新的机会。这一方案通过慢病毒载体直接转导患者体内的内源性免疫细胞,省去了复杂的体外分离、活化与扩增步骤,从而简化了制备流程,缩短了治疗时间,并扩大了患者适用范围。
对于需要短期表达的应用场景,非病毒递送方案更有优势。例如LNP封装的IVT RNA递送系统,具有快速表达、低免疫原性、不整合基因组的等优点。除此之外,质粒DNA、转座子系统等非病毒方案也在不断发展。这些方案的优势有载荷容量大、生产成本低等,但在递送效率、细胞活性以及工艺稳定性方面仍有短板。

没有一种递送方案能够适用于所有CAR产品,所以在选择载体时,需要综合考虑预期的应用场景、靶细胞类型、CAR表达持续时间、给药策略以及对基因组整合风险等种种因素。
CAR的优化策略
如何让CAR疗法更加高效可靠?需要从载体骨架、CAR分子设计、靶细胞类型和临床场景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
病毒假型化(Pseudotyping)是提高转导效率最常用的手段。通过更换或改造病毒包膜蛋白,可以增强病毒对特定免疫细胞的感染能力,提高体内外递送效率。
先前有研究表明BaEV假型策略可提升T细胞和NK细胞的转导效率,但由于其高毒性和可制造性问题,目前VSV-G假型化已成为主流选择。对VSV-G开展进一步工程改造,可提升病毒产量、体内递送效率以及CAR表达的一致性,为全身性以及重复给药提供支持。
CRISPR/Cas基因编辑也是一个重要的优化策略。CRISPR带来的改变,并不仅仅是敲掉某一个基因,更重要在于让CAR表达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可控。例如,通过敲除PD-1等免疫抑制因子,可以增强CAR细胞的持续活性;或者把CAR基因敲入TRAC等安全位点,则能够避免随机整合带来的插入突变风险,让CAR表达更加均一稳定。
CAR分子结构的设计优化也非常重要。对抗原识别域、铰链区、跨膜结构域及细胞内信号传导域的优化,能够提高CAR的亲和力、可靠性和表达稳定性。使用双重共刺激域,已被证明能同时提升快速初始激活能力和长期生存率。此外,通过抗体发现技术改进CAR设计,可进一步增强CAR活性。例如,采用装甲化CAR或诱导型CAR已被证实能增强抗肿瘤活性。
启动子的选择也会显著影响最终的疗效。组成型启动子能够驱动CAR高效稳定表达,适用于传统体外制备细胞药;细胞特异性启动子可把CAR表达限定在特定免疫细胞亚群,极大降低脱靶毒性,在体内CAR应用中具有重要价值。实际开发中,需要根据治疗场景与递送方式,选择最适配的启动子方案。
从总体来看,目前的行业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受体设计,而是逐渐延伸至递送平台、工艺开发、生产制造以及临床转化能力等整个技术体系。围绕这些关键环节,VectorBuilder云舟生物已经搭建起覆盖病毒载体、mRNA-LNP等多种载体开发及GMP级生产的一站式CAR工程平台,可提供从载体设计、工艺开发到CMC与临床转化支持的完整解决方案,为创新CAR疗法研发提供全流程支撑。
VectorBuilder云舟生物是世界知名分子生物学家蓝田博士创办的基因递送领军企业,在全球设有10余家子公司和办事处,2023年晋升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云舟生物独创“载体家”平台,开启了个性化基因载体的商品化时代;目前已赋能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超过7000家顶尖科研院校和制药公司提供服务,在QS前100高校的客户覆盖率达到了90%,全球TOP30药企的客户覆盖率亦超过90%,产品成果的全球文献引用量逾7000篇。
云舟生物的基因药物CRO、CDMO项目遍布北美、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功助力全球数十个项目成功开展IIT或IND研究,其中GMP级别的质粒和慢病毒载体已获得美国FDA的IND正式批准,用于在美国的多中心临床试验。
云舟生物致力于系统性攻克基因递送行业的关键技术瓶颈,为行业和世界创造不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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